能创业，更要能守业
　　
　　无论顺境逆境，想由弱变强都要按规矩做事，徇情理做人。从容不仅是一种状态，更是一种境界。
　　
　　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以及在自己的作品中，多次反复表示，他个人以及万科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，坚持“不行贿”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中国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公开承认“行贿”；但同时也不会有企业长期地，充满底气地一贯强调自己不行贿。因此，王石在经营万科的过程中，应该是遵守法律与市场规则的典范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谈了王石的阅读，他在看什么书决定了他在思考什么问题。王石毫无疑问是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，他对财富的看法，他对企业经营底线的坚守，他对环保与公益事业的投入，以及到哈佛大学游学等等，都是值得称道的。
　　
　　最近我看了王石的新书《王石说》，让我对王石与万科的“不行贿”有了新的理解。
　　
　　王石否认自己是一个“理想主义者”，他辩驳说，自己是一个“坚定的实用主义者”，“万科和我被誉为理想主义者，比如透明、不寻租、公平竞争等，其实都是在实用主义的范畴内，只是我们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而已，我不但现在要存活下去，未来依然要存活下去，而一个企业要想长青，这些原则和底线就是基础。”
　　
　　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王石和万科的“不寻租”，其实是功利主义的。“不行贿”是为了更大的利益，这种利益可能是长远的，持久的。而那些行贿的企业可能只是为了短期的利益。王石和万科看的利益仅仅是更长远而已，比如通过与政府而不是某个政府官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，这样可以获得政府更长期的支持，通过“不行贿”来树立一种良好的企业品牌，这样可以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等等。因此，王石说，“我是利己的，但是我利己又能利他，现在能发展，将来也能发展下去。”
　　
　　由英国哲学家边沁所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，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，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；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。王石或者万科通过计算认为，不行贿所获得的整体收益大于行贿所获得的收益，因此，不行贿就是一种道德行为，具有正当性。功利主义几乎是市场经济中的主流意识形态。亚当·斯密在《国富论》中用“看不见的手”（经济人追求私利）为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和效率论证的时候，他也清醒地看到，经济人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益，会让人类社会陷入物欲横流的境地，因此，斯密特别写了一本《道德情操论》，提出经济人也要受道德的约束，人既要“利己”，也要“利他”，唯有此，人类才能永恒。斯密提出的“利他”，也是为了“利己”；但斯密的“利己——利他”论一直没有解决商业社会伦理问题，被称为是“斯密悖论”。
　　
　　什么是商业道德哲学的最高原则？德国哲学家康德给出了最严格的论证。康德认为，人类是理性的存在，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。因此，最高的道德哲学应该是服从于人的理性，出于理性的动机而不是其他外在的动机。按照康德的逻辑，如果王石想要一个良好的商业声誉，并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，那么，他就坚持“不行贿”，“公平竞争”，这样的行为，只是在作为一种达到其他事物的手段时才是好的；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不具备正当性。康德坚持认为，当我们自律地行动——也即根据我们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时——我们做某事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，是作为目的本身，我们不再是那些外在于我们而给定的各种目的的工具，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。
　　
　　通俗地说，康德原则就是为了正当的理由而做正当之事。
　　
　　王石不寻租、公平竞争的行为，在当今中国企业界来说，已经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标杆行为。但把他放于康德所规定的更为苛刻的标准下，我们发现，王石的商业道德仍然是功利的、屈从于外在压力的、以及另有目的的。
　　
　　几千年来，在中国的商人心中，经商并不是目的，而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。中国商人经商是为了有钱后能捐一个官位，向政治靠拢，让自己的下一代不再做商人。当今中国商业伦理的乱象已无须赘言。我在这里深究作为商业标杆王石，是梦想中国的商业群体，能否出现一种康德式的商业道德，我们基于理性和作为人的尊严而坚守我们的道德原则，商业不仅仅是一种手段，而本身就具备崇高的道德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