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产量达到10万辆以后，上海的轿车业如何发展？
　　
　　早在1994年7月，国家就同意上海再搞一个中高档轿车项目，但是，要自行解决资金、国产化率、开发等五个问题。
　　
　　上汽董事长陆吉安带队，跑了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欧洲。那时候，丰田的战略重点不在中国，而在欧洲，对中国人很冷淡。福特、通用提出的方案，适合上海的要求。
　　
　　经国家批准，1995年，上汽开始与通用、福特进行“一对二”的择优谈判。
　　
　　已经担任上汽集团副总裁的胡茂元说，择优是一个好办法，等于学生选老师，谈判比较主动。我们开出条件，要有一款中高档轿车，可以改型为MPV。除了能够国产化，还要有后续开发。
　　
　　1995年下半年，两个老师都把产品拿出来，通用拿出别克“新世纪”，福特拿出在美国最畅销的金牛座。通用的要价比较低，除了工厂，按照中方坚持的条件，同意再建一个合资的研发基地。
　　
　　经过比对，上汽决定选择通用。
　　
　　1995年10月31日，在底特律的通用总部大楼，上汽与通用草签技术转让与合资意向书。通用、别克、“新世纪”等三个车型技术，转让费4800万美元。工厂，包括泛亚研发中心的总投资15。2亿美元。
　　
　　随后，上汽组织一个谈判团队，取名为“浦东轿车项目组”，由胡茂元担任组长；通用派出有国际工作背景的墨菲，双方继续开展谈判。
　　
　　胡茂元回忆说，和墨菲第一次见面，是在1996年的底特律车展。通用副总裁施雷斯介绍我们认识，在俱乐部吃自助餐，墨菲一直招呼我，帮我端菜，很友好，很真诚。有一次，我带三位领导曾培炎、吕福源、蒋以任访美，是一架专机，接机的墨菲，亲自动手搬箱子。后来十多年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。
　　
　　谈判中，难度最大的是“产品责任条款”，胡茂元说。
　　
　　按照中国的规定，在技术转让协议中，必须包括“产品责任条款”。美国的“产品责任”最为严厉，包括两种赔偿，即产品责任的直接损失，需要直接赔偿，如明知产品有缺陷还要生产，这个损失，要追溯母公司责任，还要有惩罚性赔偿。
　　
　　通用的谈判代表说：“为这个15亿美元的项目，我们不能把美国通用那么庞大的资产全部押上，承担无限风险。”
　　
　　为了打破这个僵局，胡茂元走访经贸委的条法司，他们说：“这是世界难题啊，谈不下去，你们只能放弃此条款。”
　　
　　而经贸委技术司的反馈是：“这个条款一定要坚持，这是对中方利益的保护。”
　　
　　为此，胡茂元夜不能寐，不管怎样，这个条款是保护上汽作为技术购买方的利益，一定要争取。他冷静地分析通用的顾虑，今后发生问题的责任如果在通用，它不是不愿赔，而是怕把整个公司都赔上。
　　
　　胡茂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，思路豁然开朗。
　　
　　随后，他提出一个变通的方案，将赔偿额限定在4800万美元以内。既然用4800万美元购买技术，将来，就在4800万美元里面赔。
　　
　　通用消除顾虑，很快，双方达成一致。经贸委有关人士称赞胡茂元：“你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世界难题。”
　　
　　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，制度、法律的不同，常会引发碰撞。谈判中，上汽提出要把合资企业的产品出口，这是国家要求，更是企业发展的需要。
　　
　　通用说，你们出口可以，但是，不能出口到恐怖主义国家，如朝鲜等。
　　
　　中国不能接受这样的条款，于是又出现僵局。
　　
　　这时，胡茂元想到数学里面的集合理论，一个全集由两个子集组成。全球市场可分为“通用能去的”和“通用不能去的”两个子集。我们的目的是出口，我们就说，通用能去的，我们也能去，如此写进条款，通用不能去的地方，我们就不写了。
　　
　　结果，这一难题，就这么解决了。终于，项目审核程序全部通过。
　　
　　其实，这就是“哥伦布竖鸡蛋”的思维。